对话弄设计汪昶行：共情力是设计的基石
本期FRAME对话NONG STUDIO弄设计空间设计事务所联合创始人汪昶行，他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讨论以人为本的设计的真正含义以及为什么他对新兴技术持“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态度。
#01
FRAME：成立NONG STUDIO弄设计事务所的机缘是？
汪昶行：
经历了十多年的高校学术生涯，我并不满足于把设计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博士期间从美国纽约Parsons设计学院访学回国后，便与合伙人朱勤跃在上海成立了NONG STUDIO弄设计空间设计事务所。
长时间在象牙塔里以及国外的学习生活让我对国内的设计市场没有太多接触，仅凭着对设计的炽热便开始了初探。
起初，项目不多，没找到明确的方向，从模仿、自我批判到不断摸索、徘徊，内心总不觉踏实，找不到作为中国设计师的身份存在。
公司成立2年后有幸接触到了FCC餐饮集团的一些项目，让我们在中国当代设计的道路上似乎看到了一种可能性的尝试——成都德云茶楼、成都IFS誉八仙、上海海上传席餐厅等项目的用心打磨，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虽只是个开始，有时稍显生猛，且也算是一种坚定的突破与尝试，但我更希望将中国文化更好地转译成更具当代海派语境的外在表达，让世界看到中国设计的不同音。
汪昶行：
Yabu Pushelberg曾说过，好的建筑是标志性的，但建筑室内应该是情感化的。
以人为本，看起来像是每个设计师都会提及的正确的废话，但我们到底应该以“人”的什么为本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答案可以有很多，于我，人的情绪价值与情感需求是我们设计之“本”，简言之，我更喜欢的设计是有人情味的，可以拨动你的情绪，产生共鸣，甚至唤起你记忆深处的某些感动。
上海黑石公寓交换所酒吧 BAR EXCHANGE 1924 © Heinong
而这一切的基础来自于我们对每一个个体所处的时代、地域、习性以及空间材质、光线、细节等等的把控。
比如在Bar Exchange 1924的设计上，我们希望把客人的思绪带回黑石公寓所处的上海1930年代的浮华绚烂、纸醉金迷中去，因此，在设计上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让客人的情绪与空间的气氛产生共振，这是我们坚信的“以人为本”的好设计，而不仅仅是形式、色彩和功能。
#02
FRAME：你的设计充分突出了每个空间和物体的独特氛围感，为何您认为这种叙事性设计很重要呢？
汪昶行：
设计，看起来是在造物，其实是在讲故事。在编辑一幕幕生活的戏剧，物只是故事中的道具，目的是为了让故事更顺畅、更有趣、更合理、更有意义。
所以一个空间是否吸引我并不在于他的色彩、美学与功能，而更多地是其背后有趣的故事。
我们希望通过具有故事性的空间叙述来链接人与世界（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人与人。
我们在设计ORO Tiramisuteca甜品店的时候，品牌创始人Luca Lannote对于设计的诉求——打造一个链接过去与未来，正统意大利甜品与中国人之间的体验空间。
因此我们的设计借由一场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蒙太奇去链接传统与摩登，过去与现实，文化与商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我们坚信，叙事性设计是我们的灵感之源。
FRAME：以最新作品为例，请详细说说团队是怎样体现出，“共情”这个设计因素的。
汪昶行：
我们希望在设计中能够让每个独立的个体产生共鸣，唤起回忆，而共情力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这几乎成为了我们设计的出发点，而这份共情力，我们不只是对个人，而是对场所、文化、合作者以及业主方的感同身受。
在T0 渋谷中すし与炭火焼肉的项目设计时，首先，在动线规划上尽量使服务人员“消失”，其次，在座椅高度与坐感设计上考虑舒适性、耐用性与美观性的结合。
T0渋谷中すし | 炭火焼肉 摄影：黑弄
再者，在场地本身开面较浅、而纵深较深的不利条件下，我们在设计上因势利导，将中国园林空间中深远不尽的布局融入设计。此外，为了尊重日料餐饮文化本身，我们的设计尽可能地凸显食材的新鲜与色感，去除就餐区域多余的装饰与图形，回归菜品本身。
#03
FRAME：你认为全球设计行业可以从中国的设计文化中学到什么？你对中国设计未来的看法。
汪昶行：
每当我们谈及东方文化，日本是绕不开的国家，这大抵是由于日本在上个世纪初便先于中国进入了现代化，让世界先看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与日本同根同源，更有甚者将中国文化等同于日本文化，认为日本文化可以代表东方的最高水准，但事实并非如此。
NONG STUDIO弄设计工作室，位于上海苏州河畔一座改造后的老粮仓之中。
举个例子来看，虽然中日都使用筷子，但就烹饪来看，非常能体现两个民族的不同点，日本人好食刺身，加工简单，讲究食物原材料的鲜美，但酱汁却使用芥末这种极端刺激的调料来做搭配，足以彰显日本文化中“菊与刀”的极端个性。
而在中国，我们却很少直接食用食材，而喜好将佐料与食物融合烹饪加工，其美味在于其内藏的层次感。这正是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中庸态度。
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虽同根同源，在中国园林中我们能看出中国人对于自然是一体两面，天人合一的态度，而非西方主导的主客体关系。
作为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我们必须深挖自己的文化，只有传统的才是未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用其他文化体系的力量穿透自身所来之处，以汲取清泉；我们回归故土，以故乡的山峦、土地、风景、器物，构成我们在外部世界的基石，暂且不谈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体用无二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FRAME：您认为新兴技术会如何改变设计实践？它们对您自己的设计有何影响吗？
汪昶行：
对于新兴技术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乐观是因为我觉得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往往会带来或大或小的颠覆性美学与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路径，就好比同一种材料——混凝土，在不同时代、不同设计师、不同技术背景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美感与表现形式。
但工具依旧是工具，它天然中立，所有的技术都应该是表意的，否则就没有意义。现在很多设计只是表达技术本身，而不明目的。
设计的核心价值可能还是设计师的创造力本身，只要新兴技术无法取代设计师大脑中“黑箱操作”的过程，那么设计师就还是一个无法被技术取代的职业。
路易斯·康在《纪念性》里提到，具有纪念性特征的建筑并不一定要使用最好的材料和最先进的技术，就如同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不一定要使用最好的笔墨一样。康的这段简明宣言，阐述了真正的纪念性建筑有着对技术、资本或时代种种决定论的抵抗力。
也许这段话稍显偏激，但我们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更应该拥抱我们的性灵。
采访：LAUREN GRACE MORRIS
编辑：Miki
校对：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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